调研时间：2026年7月8日—7月28日
调研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淳安县、建德市
院校名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所在专业：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专业
指导老师：陈丽芳（农村经济教研室主任）
参与学生：2024级、2025级共18人
2026年7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经济学院下属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专业，组织了一支名为“乡村观察”的实践调研团。18名学生在指导老师陈丽芳的带领下，深入杭州市下辖的临安区、淳安县、建德市，围绕“乡村共富的实践路径与瓶颈”这一主题，开展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
出发前，陈丽芳老师在动员会上对学生们说：“你们在课堂上学习了农村政策、集体经济、合作社运营，但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到底在想什么、共富到底怎么干，这些答案不在书本里，在田间地头。你们要做的，就是走进去、坐下来、问清楚、想明白。”
带着这样的任务，18名学生踏上了调研之路。
调研第一站是临安区太湖源镇某村。这个村子以雷竹笋闻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竹林，村民收入在临安区属中上水平。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百万元，主要来源是竹林流转、民宿经营和物业出租。
2024级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1班的杨思琪在调研笔记中写道：“来之前我以为‘共富’就是大家都有钱。到了这个村才发现，有钱和‘共富’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村里有富户，也有困难户；有人有竹林，有人没竹林；有人脑子活络做生意，有人守着几亩地过日子。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
实践团到村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入户问卷调查。2025级的吴子涵负责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问卷内容包括：家庭收入结构、对村集体经济的了解程度、对村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期待等。
三天时间，实践团走访了67户村民，回收有效问卷67份。初步分析显示：
超过80%的村民听说过“共同富裕”这个词，但只有不到30%能说清楚具体内容
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村民占65%
但被问及“你觉得自己从集体经济发展中受益了吗”时，这一比例下降到42%
村民最关心的前三项问题是：医疗（78%）、养老（73%）、子女教育（68%）
吴子涵在分析报告中写道：“数据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村民对集体经济的认知和实际受益感之间存在落差。集体经济有钱了，但这些钱怎么分、花在哪里，村民不一定清楚。这说明村集体的透明度和村民参与度还有提升空间。”
实践团访谈了该村的村支书，一位五十多岁、干了三届的“老支书”。2024级的周子衡负责访谈记录。
村支书说：“我们这个村，产业基础还可以，集体经济也有进账。但问题也有。最大的问题是人——年轻人还是往外跑，留在村里的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将来这些产业谁来接？集体经济谁来管？”
当被问及“最希望上面的政策支持什么”时，村支书想了想说：“不是要钱。是要人、要思路。我们有资源、有产品，但不会做品牌、不会做电商、不会做营销。如果能有一批懂市场、懂运营的年轻人愿意来村里，比给多少钱都管用。”
周子衡在笔记中写道：“村支书的话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专业。我们学的是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毕业后的舞台不一定在城里的大公司，完全可以在村里。村支书说的‘懂市场、懂运营的年轻人’，不就是我们吗？”
在村里，实践团重点调研了一家竹笋专业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由村集体牵头成立，吸纳了全村80%的竹农入股，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
2025级的姚一苇负责调研这个合作社。她访谈了合作社理事长、几位社员和非社员农户。
合作社理事长介绍说：“成立合作社之后，大家的农资成本降低了15%，笋的卖价比散户高了两成。去年还给社员分红了，每股500块。”
但一位非社员农户告诉她：“我知道合作社好，但我家只有两亩竹林，入不入社差别不大。而且合作社说统一销售，我担心他们压价。”
另一位社员则吐槽：“分红是分了，但账目不太透明。我们普通社员不知道合作社到底赚了多少、钱花在哪里了。”
姚一苇在调研报告中写道：“合作社的成效是实实在在的，但问题和挑战同样真实。透明度不够、小农户参与感不强、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这些都是制约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一个好的合作社，不仅要能让社员‘分到钱’，还要让社员‘有话说’。”
实践团第二站来到淳安县下姜村。下姜村是浙江乡村振兴的“明星村”，几乎每年都有大量考察团、调研团、媒体前来。出发前，有同学提出疑问：“下姜村已经被研究过无数次了，我们再去还能发现什么？”
陈丽芳老师的回答是：“正因为被研究得多，我们才要去。你们要做的不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是找出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被遗忘的人、没有被写进报道的故事。每一个村庄都是复杂的，明星村也不例外。”
在下姜村，实践团没有只采访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而是刻意去找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普通村民、外来媳妇、返乡青年、民宿保洁阿姨。
2024级的沈佳怡访谈了一位从邻县嫁到下姜村的媳妇。她嫁过来八年，见证了村子从普通山村变成旅游胜地的全过程。
“游客是多了，但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她说，“开民宿、开饭店的是那几家最早富起来的。我们没本钱、没经验，只能去民宿打工，打扫一间房十五块钱，一天打扫十几间，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当被问及“你觉得共富在你身上体现了吗”时，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比在老家种地强，但也没觉得多富。房价涨了，菜价涨了，工资涨得没那么快。”
沈佳怡在笔记中写道：“下姜村的故事是成功的，但成功的光环下也有阴影。明星村的光环很容易掩盖内部的差距。‘共富’不只是看平均数，更要看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
在下姜村，实践团也遇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2025级的沈子昂采访了一位返乡创业的“90后”青年，他在村里开了一家文创工作室，专门开发以“下姜故事”为主题的文创产品。
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工作了三年，2025年决定回村创业。“我回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我脑子有病。好不容易考出去了，又回来干嘛？”他笑着说，“但我觉得下姜村的IP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大家只知道来拍照打卡，但很少有人把‘下姜故事’带走。”
他的工作室开发了手绘地图、主题明信片、农产品伴手礼等一系列产品，去年营业额做到了30多万，还带动了三个村民就业。
沈子昂问他：“你觉得年轻人回村创业最难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最难的不是资金，是孤独。村里同龄人太少，想找个人聊天都不容易。但如果每个村都有三五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大家凑在一起，就不孤独了。”
沈子昂在笔记中写道：“他的故事让我看到，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振兴，更是人的回归。一个村子如果有三五个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整个村子的气质都会不一样。”
实践团在下姜村进行了游客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34份。杨思琪和吴子涵负责数据分析。
数据显示：
超过70%的游客是当日往返，不在村里住宿
游客人均消费中，门票和餐饮占了80%以上，文创、体验类消费占比很低
再次到访意愿与“是否有独特的体验项目”呈强相关
杨思琪在分析报告中写道：“下姜村的游客量大，但停留时间短、消费结构单一，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八’问题——20%的游客贡献了80%的消费，但大多数游客只是‘路过’。如何让‘路过’变成‘停留’，是乡村旅游升级的关键。”
调研的第三站是建德市大同镇。与临安和淳安不同，大同镇以传统农业为主，主要产业是水稻、油菜和茶叶。这里没有下姜村的“明星光环”，也没有太湖源镇的竹林经济，更像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浙江乡镇。
陈丽芳老师说：“研究乡村振兴，不能只看样板村，更要看普通村。样板村的成功经验未必能复制，但普通村的困难和困惑，才是大多数乡村的真实写照。”
在大同镇，实践团重点调研了一家水稻专业合作社。与太湖源镇那个运行良好的合作社不同，这个合作社处于“休眠”状态。
周子衡和姚一苇负责调研这个合作社。他们访谈了合作社理事长和几位原社员。
理事长无奈地说：“合作社是2019年成立的，头两年还正常运转，后来慢慢就散了。原因很多——种粮效益低，大家积极性不高；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人年纪大，不愿意折腾；我们几个带头人也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合作社该怎么管。”
一位原社员说得更直接：“入社的时候说是统一买农资便宜、统一卖粮价高。结果第一年确实便宜了一点，第二年差不多，第三年我自己买还更便宜。那我干嘛还要交会费？”
姚一苇在调研笔记中写道：“失败的合作社比成功的合作社更有研究价值。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合作社不是挂个牌子就能运转的。它需要专业的运营人才、清晰的利益分配机制、持续的吸引力。缺了任何一样，都可能‘散伙’。”
在大同镇，实践团还深度访谈了十几位种粮农户。沈佳怡访谈了一位种了三十多年地的老农。
老农给她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稻，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成本加起来七八百块。正常年景，亩产一千斤左右，按照现在的收购价，一亩收入大概一千二三。扣除成本，一亩挣四五百。我有十亩地，一年挣四五千块。你说够干什么？”
沈佳怡问他：“那为什么不改种经济作物？”
老农苦笑：“改种要投入，我投不起。而且种什么、怎么卖，我也不懂。种水稻虽然赚得少，但至少稳当，不会亏。”
沈佳怡在笔记中写道：“老农的‘稳当’两个字，让我很难过。他不是不想改变，是不敢改变。因为他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共同富裕，首先要让最脆弱的人群有改变的安全感。”
在调研中，实践团也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模式。一家农业龙头企业与大同镇几个村合作，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方式发展订单农业。企业提供种子、技术、收购保障，村集体负责组织协调，农户负责种植。
吴子涵采访了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负责人说：“我们做这个模式的初衷，不是做慈善，而是商业模式。我们需要稳定、标准化的原料供应，分散的农户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通过村集体把农户组织起来，我们省去了对接千家万户的成本，农户拿到了稳定的订单，村集体有了服务收入，三方都受益。”
吴子涵在调研报告中写道：“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力量是可以和共同富裕目标同向而行的。关键是要找到那个让企业、村集体、农户三方都获利的平衡点。”
21天的调研结束后，实践团回到学校，进入了长达一周的数据整理和报告撰写阶段。18名学生分成四个课题组，分别聚焦不同的研究问题。
由杨思琪、吴子涵牵头，基于临安和建德的调研数据，研究村民对集体经济的认知与实际受益之间的落差问题。
核心观点：
“账本透明”比“账本好看”更重要：集体经济收入高不等于村民满意，关键在于村民是否清楚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参与感是受益感的前提：让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决策过程，即使分到的钱不多，也更容易产生“主人翁”感。
分红之外的服务更关键：很多村民最关心的不是年底能分几百块钱，而是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有没有改善。
由沈佳怡、沈子昂牵头，基于下姜村的调研数据，研究如何提高乡村旅游的游客停留时间和消费转化率。
核心观点：
体验项目是“停留”的关键：只有观赏没有体验，游客来一次就不会再来。要开发有参与感、有差异性的体验项目。
夜经济是“过夜”的前提：没有晚上的活动，游客就没有过夜的理由。要开发夜游、夜演、夜市等夜间消费场景。
文创产品是“带走”的载体：让游客把“乡村记忆”装进包里带走，既增加了消费，也是最好的口碑传播。
由周子衡、姚一苇牵头，基于建德的调研案例，研究合作社成立后“活不下去”的深层原因。
核心观点：
人才是第一瓶颈：很多合作社缺少懂经营、懂管理的专业人才，带头人往往是村干部，“有力无心”或“有心无力”。
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社员与合作社的关系松散，“有利则合、无利则散”是常态。
外部支持缺乏持续性：很多合作社依靠项目资金启动，项目结束后缺乏后续支持，逐渐“休眠”。
由周子衡（兼）牵头，基于建德大同镇的调研，研究普通村庄如何在“没有明星光环”的情况下推进共同富裕。
核心观点：
不盲目复制“明星村”模式：大多数村庄没有下姜村的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要走适合自己的“微而美”路径。
产业选择要“接地气”：不要追风口，要基于本地资源做“小而精”的产业。
“留住人”比“招大商”更紧迫：一个村庄有三五个返乡青年，比引进一个大项目更有长远价值。
调研结束后，实践团召开了总结分享会。每一位同学都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杨思琪说：“来之前，我对农村的想象是诗意的——青山绿水、田园牧歌。到了村里才发现，农村是复杂的。有矛盾、有差距、有无奈，也有希望和力量。做好农村工作，需要有情怀，更需要有专业。”
吴子涵说：“这次调研让我深刻理解了‘用数据说话’和‘用脚底板说话’不是对立的。数据能告诉你‘是什么’，但走到人跟前去，才能知道‘为什么’。”
周子衡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倾听’。以前我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次我学会了——先听完别人说的话，再想自己该说什么。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调研，也适用于做人。”
沈佳怡说：“在下姜村，那个民宿保洁阿姨的话让我想了很久。她说‘共富不是发钱，是让人觉得日子有盼头’。我觉得她说得比我学的任何理论都透彻。”
姚一苇说：“调研那个‘休眠’的合作社时，理事长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是不想搞好，是真的不会’。这句话让我觉得，我们学这个专业是有意义的。农村需要懂专业的人。”
陈丽芳老师在总结中说：“21天，18个人，3个县市，10多个村庄，上百次访谈，几百份问卷。这些数字背后，是同学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成长。你们今天的调研报告也许还不够成熟，但你们在这个夏天建立的问题意识和田野精神，会让你们受益终身。”
2026年7月28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专业乡村振兴实践调研团圆满完成了所有调研任务。从临安的竹林深处，到淳安的明星村庄，再到建德的普通乡镇，18名学生用21天的时间，走进中国乡村最真实的现场。
他们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问题；听到了掌声，也听到了叹息；遇见了希望，也遇见了无奈。而这些复杂的、矛盾的、立体的体验，恰恰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给予的。
正如他们在调研报告扉页共同写下的那句话：“乡村不是一道需要解决的难题，而是一本需要读懂的书。我们还在读，还在一页一页地读。”
